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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点半难题”如何破局?多地探索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新举措

  

法制日报消息,新学期伊始,中小学生尤其是小学生的放学接送及看护问题,又让不少上班族家长倍感困扰。

近日,上海市教委、上海市财政局、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》(以下简称上海《通知》),决定自今年3月20日起,在原有提供至17时课后服务的基础上,对家庭按时接送仍有困难的学生,免费课后服务延时至18时。

《法制日报》记者注意到,在此前召开的地方两会上,晚托班问题被屡屡提及。

不过,经过调查走访,记者发现,开展课后服务仍然面临三类现实问题。第一,课后服务的经费问题;第二,课后服务的内容问题;第三,学校开展课后服务的安全责任问题。

孩子放学早、家长下班晚,这样的尴尬时差让不少家长犯了难——请假不现实、放托管机构顾虑多。“三点半难题”究竟如何破?

晚托服务流于形式

课外生活似显单调

记者调查发现,“三点半难题”在大中城市更为普遍。三点半之前,孩子在校学习,责任在学校;三点半之后,孩子在家生活,责任在家长。但是由于作息时间不匹配,很多家长没有办法去接孩子,于是不少家长不得已把孩子送进各种托管班和课外辅导班。

在2018年全国两会的“部长通道”上,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作为首个接受记者提问的部长,特别谈及“课后三点半”问题。陈宝生称,将通过多种模式解决小学生三点半放学给家长接孩子造成的难题,要给年轻父母更厚实的“红包”。

不少地方进行了积极的探索,例如,南京的“弹性离校”、北京的“课后一小时”、上海的“课后服务”等。但现实问题是,有些地方出现了“课后班”报名者寥寥的尴尬现象,甚至到最后已经无法开班。

家住北京市的黄琼(化名)回忆北京刚刚实行“课后一小时”政策的情景,“孩子所在班级的学生几乎都报名了”。然而,过了一段时间,黄琼和其他家长陆续发现自己的孩子在这“课后一小时”里,并没有什么收获。

“前一年学的美术是涂色,这一年还是学涂色,浪费时间。”黄琼对记者说。

据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程平源介绍,实际上,学生参与的社区三点半服务课堂基本是流于形式,老师没有经过培训,不专业。

不过,记者注意到,此次上海《通知》规定,以教职工为主提供服务,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教职工轮流排班、返聘退休教职工等方式提供服务,确有需要的可引入社区教育力量或社会公益性机构。

此外,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,如今有一种观念不对,“学生不在家庭就应该在学校,不在学校就应该在家庭”,其实学生应该拥有更丰富的课外生活,多接触社会与大自然。

储朝晖认为,目前存在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,一是规定的课程占用了几乎所有的时间,学生没有时间和空间去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;二是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只有进学校和各种培训班才能学习。

课后服务全凭自愿

保障弹性离校经费

查阅相关资料,记者注意到,中小学校实行三点半放学的主要目的是减轻学生负担,同时在课后时间开班乱收费问题上“避嫌”。这样一来,孩子放学早,但是家长下班晚,导致家长无法准点去接孩子的难题。

针对“三点半难题”,有的学校提倡“弹性离校”。而且,近年来,实行弹性离校,为学生提供课后服务已成为各地教育部门、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。

2017年,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《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》指出,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,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、帮助家长解决按时接送学生困难的重要举措,是进一步增强教育服务能力、使人民群众具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民生工程。

2018年,国务院办公厅发布《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》,强调各地要创造条件、加大投入、完善政策,强化中小学校在课后服务中的主渠道作用,普遍建立弹性离校制度。

不过,记者在调查中发现,“弹性离校”并非对所有年龄段的学生都有用,要做到科学合理的“弹性离校”,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资金就是其中绕不开的话题。

记者注意到,从各地的实践来看,有的地方采取纳入财政预算,向学生家长提供免费晚托服务,例如上海、杭州和南京。还有一些地方探索成本分摊机制。

根据此次上海教委针对上海《通知》的回应,上海市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目前阶段不向学生或家长收取费用,所需看护费用由财政经费解决。

“如果实行弹性离校,由政府提供经费,那么不参加晚托班的家庭可能会觉得不平衡。另外,地方财政能提供多少资金,能否支撑学校足够支付这些相关的费用。”储朝晖对记者说,“通常情况下,政府提供的资金比学校的实际支出要少,所以学校没有积极性。”

而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介绍,目前对于开展课后服务的经费来源,存在两种不同意见,一种意见是应该把学校开展课后服务的费用纳入财政预算,由财政拨款保障,对学生提供免费的托管服务;另一种意见是,课后服务属于非义务教育范畴,由学生自愿选择,因此应该实行成本分摊,向选择接受课后服务的学生家长收取部分费用。

“支持后一种意见的人还认为,如果实行免费托管服务,可能出现家长都把孩子留在学校的情况,这样会增加学校的压力和负担。另外,如果向学生家长收费,那么可以采取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,向有需求的学生家长提供托管服务。”熊丙奇说。

在熊丙奇看来,“弹性离校”不属于义务教育范畴,因为义务教育带有强制性,既要求政府履行投入保障责任,也强制要求受教育者必须接受。而课后服务是由学生或家长自愿选择参加,“但政府部门也应将其纳入常规预算项目,补贴学校提供服务的费用,避免因经费不足影响学校、老师的积极性”。

熊丙奇对记者补充说,按照教育部的说法,课后服务为非义务教育范畴,在政府补贴之外可以购买服务。如果有的地方允许学校向家长适当收费,很有可能又出现新的乱收费问题。基于此,政府部门也应该有充足的预算。

不过,记者采访发现,地方政府的拨款补贴是否能维持课后服务有序运行?如何保障教师加班提供课后服务的权利和待遇?如何给学校购买课后服务的自主权?地方政府财政能否持续买单?这些后续问题同样不容忽视。

对于资金问题,程平源认为,应该由专家、教育部门和家长共同建立一种机制,“如果完全由政府单方面来做,很多问题有时候不一定考虑得那么全面。如果能将持续买单纳入法律框架,那么政府便能持续做到。但如果仅是政绩冲动,就可能出现今年提供资金、明年不提供资金的情况”。

厘清政府学校家庭权责

让家委会参与决策监督

那么,究竟应该如何建立弹性离校制度?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,在国家层面并没有明确要求采取何种模式,而是把探索的自主权交给了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。

除了提前放学或者完全由学校的晚托班来接手,是否还有其他办法?

                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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